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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进入更深的层次。其中一项重要的成绩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其长期的目标是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2009年7月，在上海和广东等地率先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随后逐步扩大至全国。之后陆续推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沪港通、深港通、基金互认、债券通等创新制度安排，完善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体系。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认定人民币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高度认可。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截至2018年8月末，人民币位列全球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已有超过60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外汇储备。

这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适应这种新环境？认识到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有效政策反应的必要性以及明确沟通的重要性，各中央银行正在密切关注其策略及目前可用的工具范围。例如，加拿大央行每五年审查一次其框架，作为与联邦政府续签通胀控制协议的一部分。加拿大央行的官员宣布该银行将“在2021年续约之前评估一系列广泛的货币政策框架”。过去一年，英国央行受托对英国金融体系进行审查，以及它对议程，工具包和能力范围的意义。就我们自身而言，美联储首次对我们用于促进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目标的策略，工具和沟通进行了公开审查。这次审查的核心是全国各地储备银行区内的一系列美联储聆听活动，直接听取我们所服务的选区的意见。这些活动已在互联网上进行直播。上个月，我们在芝加哥联储举办了一次研究会议，探讨如何更有效和可持续地实现我们的法定目标。很快，FOMC将在其常规会议上花时间评估这些活动的经验教训。我们将公开报告我们讨论的结论，时间可能是在明年上半年。

今天的会议从多个角度审视了这一危机后的环境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很感谢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组织这一重要的活动，也想表达对杰出的发言人们深刻的见解的谢意。今晚我将对这个新的环境提出一些看法。我将首先讨论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然后强调在后危机时代货币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最后，我将考虑这些结构性变化将如何影响我们实施货币政策的框架，着力于美联储体系对我们的货币政策策略，工具和沟通的持续审查。

新华社援引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的话说，下一步将把更多具备条件的中央企业纳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初步考虑新增10户左右试点企业，各地也要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从战略高度认识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地位”的要求，就是催动两类公司改革试点加快的号角。综合各方面因素判断，两类公司新增的10户左右的改革试点将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公布，主要集中在能源、钢铁、制造等领域。截至2017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共计54.5万亿元，其中约65%已进入上市公司。由此可见，两类公司改革试点扩围名单一旦宣布，就将成为A股市场行情演绎的下一个风口。

“智造”是未来产品的趋势，也因此成了商家营销的噱头。在今年的国际电子消费展上，就出现许多让人“大开眼界”的产品：售价5625美元的语音智能冲水马桶，售价1.6万美元的智能叠衣服机器人，号称能操作家中所有智能家居的智能音箱……有网友直呼：“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截至目前，4月份集中宣布11项具体开放措施已落实7项。同时，人民银行还积极推进支付清算、债券市场、信用评级、征信等金融领域扩大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打好三大攻坚战，其中第一大攻坚战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金融领域，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成为新时期的第一要务，这也是中国金融业再改革和再开放的前提和使命。